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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富华 ：略说中央救陕北

发布时间：2023-02-10作者：来源：点击：

 

自从1935年11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在弹尽粮绝，减员至不到出发时的十二分之一的人数时，在贾拓夫的正确引路下，起死回生的落脚陕北后，关于陕北与中央，谁救了谁的话题，就开始在不同阶层的人中，有了不同的说法，而且，时至今日，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热门政治话题，历史学术研究课题。并且，三种说法一直并存。

因为，当时，中央机构及组成人员们和陕北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杨森，杨琪，马文瑞等人们，都处在生死关头，都走出绝境后，毛主席说是陕北救了中央。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北领导人们说是中央救了陕北。周恩来副主席说是陕北与中央互救。

中央与陕北谁救了谁的定论，关系到中央长征的胜败观点，关系到张闻天，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等领导人们组成的第一中央机构，在中共长征史和中共历史上的作用，地位，价值，以及他们个人的功劳贡献。也关系到陕北根据地，以及李子洲，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张秀山，闫红彦，马明芳，杨森，杨琪,马文瑞等陕北领导人们的功劳贡献，政治历史定位。还关系到中共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长征出发，长征落脚，陕北肃反，张国焘组建的第二中央机构，刘志丹的阵亡等等。

相关论述多如牛毛，汗牛充栋。殊途同归，万流归源，仍然，不外乎上述三中说法。

引起不同说法的原因主要是看待历史事件的角度不同，所在的立场不同，政治需要，以及个人感情，陕北人的谦让性格等。比较容易接受的又不会引起争议的就是调和的“互救说”。

那么，历史学术研究到底是谁救了谁？再难的问题，也总有个先后，大小，轻重，缓急，就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那样，也还是最后有个先后的定论了吧！那就要看史实。

史实情况是一年前，党中央就被国民党五次重兵围剿，丧失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被迫率领红军和挑夫10万多人长征。到处寻找落脚点不成。9月份，到哈达铺时，再次弹尽粮绝，疲惫不堪，山穷水尽，只剩下七八千人了。柳暗花明的从7月份的《晋阳日报》上看到刘志丹率领5万陕北红军，占领了6座县城，赤化了二三十个县。建立了面积比中央苏区鼎盛时期的面积还大三四倍的23万多平方公里的根据地。人口150多万。人民群众拥护刘志丹等领导，群众基础好，陕北实力雄厚。于是，党中央毛主席急召熟悉陕北情况和刘志丹等人的陕西省委领导，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的陕北人贾拓夫祥问。贾拓夫把自己掌握的情况，特别是张德生的汇报，以及他两最新了解的情况，动态分析了刘志丹和陕北根据地的可能情况，汇报中央。并极力建议中央寻找刘志丹，落脚陕北。

就在此后不久，陕北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杨森，杨琪，马文瑞等人被错误肃反关押，并且，挖好了活埋他们的坑子。

贾拓夫受中央委派，代表中央，在中组局局长李维汉随从下，率领一连人马，背着电台，日夜兼程，10月下旬，赶到陕甘总部驻地制止了肃反，对肃反人员说：刀下留人，停止捕杀，停止肃反，等待中央来解决。绝不允许杀害刘志丹等同志。然后，用电台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使中央与陕北取得了联络。

​党中央于11月初来到陕甘总部驻地。11月7日，中央才把刘志丹等领导人们释放。

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杨森，杨琪，马文瑞等人们，对党中央感激的泪流满面，不知所言，以命相报。刘志丹命令高岗倾囊而出，拿出陕北的全部家当8000块大洋，以及陕北红军准备好给自己过冬天的棉衣，食物等无私奉献给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陕北军民在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杨森，杨琪，马文瑞等领导人们的感恩思想领导下，以北国莽原般的气派和博大的胸怀，容纳了所有的灾难和错误。拿着馍馍，提着茶水，拿着水果，肉，陕北的南瓜子，黄河滩的红枣，土鸡蛋，赶着猪呀,羊呀，鸡鸭，端着热腾腾的油糕，捧着滚滚的米酒，面带笑容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把路边的伤病员捡回自己家里扶养。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看到毛主席穿着破旧的单鞋，没等毛主席开口，就自己主动根据毛主席的脚印，连夜点着油灯，不睡觉不休息，给毛主席赶做了舒适的棉鞋。挽救了生死存亡的绝境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史实告诉我们，首先到达陕甘总部，制止肃反，下令刀下留人，挽救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杨森，杨琪，马文瑞等人生命的是受中央委派，代表中央的贾拓夫。中央到了下寺湾后，又根据贾拓夫的如实汇报，结合郭洪涛，程子华等人的汇报，才组建了由贾拓夫率领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王首道和刘向三等人组成的去瓦窑堡的接管组，释放了刘志丹等人。中央刚到下寺湾时，还曾认为肃反是对的。

陕北给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食物，钱，衣服，粮食等，挽救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并救活了许多生命垂危中的伤病员。党中央根据贾拓夫的如实汇报和正确建议，下令释放刘志丹等人，挽救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杨森，杨琪，马文瑞等人的生命。

形成对中央与陕北谁救谁，各种不同说法的原因，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格局不同，还有个人感情，陕北人的谦让性格等。而且，任何事物本身就都有多个方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时的人们是很难像我们现在这样多方位，多角度，抛开当时的政治和个人感情立场等，看的这么清楚。

从维持生命所必须的食物，淡水，衣服，住宿，安全的生存环境的角度来说是陕北救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党中央若不能落脚陕北，就得继续长征去外蒙，正中国民党的心怀，逼向中国第三，第四大沙漠。无水，无食物，无住宿，无棉衣，而且，没有任何掩体，就成了敌人飞机的活靶子。况且，还有四马的数万骑兵，内蒙的国民党军，以及后面跟来追击的粮弹充足的国民党中央军，合力围剿。强弩之末，必然全军覆没。危险程度远远超过雪山草地。党中央只有一种选择，就是投靠刘志丹，落脚陕北。贾拓夫在吴起了解到情况，如实汇报中央核实之前，中央一直说是去投靠刘志丹，从来也没说是去挽救刘志丹。而陕北还有其他几种活路的选择。陕北救中央的说法直观，简单，容易被接受。

从语言表述的概念和逻辑来说，中央是个组织机构，陕北是个地域，或叫地盘。机构有组成的人员和信仰的精神支柱。而地盘包括了上面承载的所有生物和非生物，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及范围内的所有机构组织。因此，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中央救陕北的语言逻辑也不成立，表述错误，也就是这种说法不对。

那么，实质上，中央救陕北这种说法，就没有一点道理吗？为什么那么多人还一直坚持？

因为，从陕北领导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杨森，杨琪，马文瑞等人，即将被活埋，命悬一线，千钧一发，危在旦夕的角度来说，是中央派贾拓夫，贾拓夫代表中央，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从而安定了陕北人心，静等中央处理。避免了陕北红军与25军开战，陕北也就避免了一场战争损耗。更主要是当时的政治需要中央救陕北的说法。中央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革命，就要树立自己的正确权威，救苦救难的形象。只有自己正确的挽救别人，才能使别人听从。自己也不正确，自身难保，别人如何会听从？于是，就要美化自己，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失败。当然，并不是像阎锡山那样，仅夸大对手的实力。把被迫长征说成是主动撤出战略转移，把一路的惨败说成是为了宣传播种，胜利到达目的地陕北。而不能说成是失败的大逃亡。落脚陕北得以生存说成是挽救陕北，陕北人民的大救星，也就是救世主。刘志丹等陕北领导人，动员陕北军民拿出粮食，衣服，钱给中央，挽救中央是应该的奉献，不能说成是刘志丹等人和陕北军民，对落难中央的施舍，救助。还有刘志丹等陕北领导人们的感恩谦让。陕北领导们，为了维护党中央的救苦救难形象。再就是看问题的格局眼光不同，中央在陕北指挥全国的革命，抗战，挽救了全中国，当然，也包括了陕北。从共同面临的危情险境，相互都处在生死绝境的情况，互相帮助，共同生存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中央与陕北领导们互救。

那么，中央拿什么救的陕北？中央没给陕北一粒粮食，一块大洋，一杆枪，一颗子弹，一件衣服，反而，从陕北拿了许多钱粮枪弹衣，就是中央能拿出来钱粮衣，陕北当时能自给自足，也不是急需。凭啥说中央救的陕北？

关键在于中央是最高领导机构，决定下面的用人任命。中央用了一个最关键，最重要的人，就是贾拓夫。用贾拓夫代表中央挽救了即将被活埋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杨森，杨琪，马文瑞等陕北领导人们的生命。安定了陕北人心，赢得了他们对中央的感恩和信任。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拥护。免于同25军开战，陕北就避免了一场内战，也就是中央挽救了陕北。

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军事负责人毛主席，总政委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集体研究决定委派贾拓夫代表中央，率领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等人，及一个护卫连，背着电台，先行去寻找刘志丹，落实陕北肃反是不是事实，并相机处理。在制止肃反的当时，李维汉配合贾拓夫，对肃反人员，甚至25军的人事任免就听贾拓夫的。那时，引路党中央来陕北的贾拓夫是代表了中央集体，尽管不是全体。

贾拓夫是10月20日①，从吴起出发，日夜兼程，三四天后，就到达了总部驻地。与两个非常熟悉又很信任他的陕北和25军领导人郭洪涛，程子华见了面。当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肃反，停止捕杀，等待中央总部，绝不允许杀害刘志丹等领导人们。然后，向中央汇报了刘志丹等人的冤情。

党中央是在11月2日才到达下寺湾的②，毛主席等领导人们才见到以前根本不认识的郭洪涛，程子华等人。3日，张闻天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决定，再次委派贾拓夫代表中央，率领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王首道，刘向三等人去接管瓦窑堡的保卫局。11月7日，才把刘志丹等领导人释放。

说中央救陕北，那是推理多于直觉。因为，中央派贾拓夫去陕甘总部。贾拓夫做主制止了肃反，挽救了即将被活埋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杨森，杨琪，马文瑞等人的生命。刘志丹等人感恩中央，认为贾拓夫所代表的中央明察秋毫，公平公正。于是，静等中央处理。被无缘无故关押一个多月的刘志丹，一念之差，就会被活埋。25军和肃反人员们握蛇骑虎，进退两难，谈丹色变。刘志丹动员陕北军民拥护中央决定，并原谅了25军和肃反人员。制止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26军和27军两个军在陕北人民的强烈支持下，对25军孤军的战争，给25军让出了一条活路。陕北也免于进入内战的灾难。也使中央成功落脚陕北，在陕北指挥全国的革命，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全中国，当然，也包括挽救了陕北。这就是历史上说的刘志丹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恩怨，受屈不改向党心。

若贾拓夫不把中央引路到陕北落脚。那么，陕北可能出现的情况有三种：一是肃反人员们把刘志丹等人冤屈活埋。则陕北军民必反，陕北人民从此不会给一粒米，一滴水，一件衣服，不会给一分钱。肃反人员们和25军就在陕北住不下去了，还有生命危险。二是放出刘志丹等人，又怕陕北军民报复，从此心存疑虑，陕北农民们再也不会无私的给他们粮食和衣服等，也不会扶养他们的伤病员，也是住不下去。三是继续关押刘志丹等人，陕北军民必然组织劫狱，救出刘志丹等人。他们还是住不下去。

无论咋样，只要贾拓夫不把中央引路落脚到陕北，肃反人员们和25军肯定在陕北住不下去了。当然，因此而拼杀，陕北也会元气大伤。国民党乘机围剿，刘志丹就得再开始打游击，或者率领陕北红军开始长征。陕北这块全国硕果仅存的唯一完整的根据地也会丧失。中国革命的胜利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中央派贾拓夫挽救了刘志丹等人的生命，安定了陕北人心，静等中央处理。陕北领导们见到贾拓夫，都高兴的互相转告：红光回来了，咱们有救了，陕北有救了。

若贾拓夫引路党中央落脚陕北成功，长征就胜利了。若中央不能落脚陕北，长征就失败了。而陕北领导人们，处于即将被肃反活埋的绝境中，中央救了陕北领导人们，陕北才能救中央。中央不能挽救陕北领导人刘志丹等人的生命，陕北就不可能救中央。这也是引起不同说法，导致类似“鸡蛋互生说”的重要原因之一。关键是中央用对了一个人贾拓夫，从而提前结束了长征。所以，毛主席等领导们说贾拓夫是长征落脚的“引路人”。

贾拓夫从西安出发时，目的就是去汇报陕西陕北和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的失败情况，请示中央给与挽救陕北和刘志丹等人的具体指示，并要求派谢子长回陕北，加强陕北领导力量。

因此，说中央救了陕北，还不如说是贾拓夫代表中央挽救了刘志丹等陕北领导人们的生命，从而间接挽救了肃反人员和25军，引路党中央落脚陕北，挽救了陕北，挽救了党中央，提前结束了长征，更精准到位。

后来，陕北人民的负担加重了。而且，西北人民的领袖刘志丹被派东征阵亡。当年的陕北文化非常落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不识字，更不懂马克思主义，只认准给他们减轻负担，吃饱穿暖，不受压迫剥削，带来好生活的刘志丹，把刘志丹作为陕北人的大救星。中央落脚陕北之前，陕北农民就不知道毛主席，也不知道张闻天和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李维汉，彭德怀等领导，连南方人都曾把“朱毛”当成一个人了。农民不懂啥是“中央”，在他们看来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领导人就是“中央”。憎恨25军，对贾拓夫引路中央来陕北，给他们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对刘志丹阵亡都有怨恨。不认同中央救陕北。

在那个年代，王明有共产国际，张国焘有雄厚的实力，资历也老，张闻天是中央的总负责人。引路人贾拓夫和陕北领导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马文瑞，张德生等领导人们拥护毛主席，就得从多个方面维护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包括从中央集体中突出毛主席的个人贡献，把中央集体派贾拓夫救陕北，聚焦到毛主席。才诞生出“东方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歌曲。

因为，长征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以及对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有着非常重要的决定性意义，对共和国的建立，对世界无产阶级阵营，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都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落脚陕北。长征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奋斗前进中，战胜艰难险阻，前赴后继，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精神的代名词，并且，早已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因此，必须认真对待，深入研究落脚。

今天，不从当年的政治角度，而从史实角度，从学术方面细化精准的研究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能使人们更精准的理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特别是长征落脚部分。从而，更加坚定的捍卫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伟大形象。

贾拓夫代表了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毛主席，总政委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彭德怀，李富春等中央领导集体。当然，毛主席不仅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是很重要的，最主要的成员之一。因此，特别突出说明毛主席。

再后来，毛主席在陕北军民的拥护下，在中央领导们的支持下，成为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代表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因此，就把中央救了刘志丹等人，说成是毛主席挽救了他们的生命，毛主席救了陕北，特别是文革时期。

事实上，毛主席也确实支持主张挽救刘志丹等人，挽救陕北，而且，毛主席的意见占了很重要的成分。但是，当时，毛主席确确实实是在张闻天总负责人的领导下的重要成员之一。而且，中央刚到陕北时，中央还曾误以为陕北肃反是正确的。并不是特殊年代里，根据政治需要而说的那样，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吴起听到刘志丹被关押，当即下令：刀下留人，制止了肃反。党中央当即给谁下的命令？主持肃反的领导们和25军远在三四百里外的下寺湾。党中央是给张明科，刘景瑞，王玉海，龚逢春他们下的命令吗？他们几个能制止肃反吗？肃反人员朱理治，聂鸿钧，郭洪涛，戴季英和25军的徐海东，程子华听他们的吗？他们也早就想救出刘志丹等人了！再说他们也没有当即就去下寺湾传令。中央委派贾拓夫代表中央去下寺湾，还担心肃反人员和25军不听贾拓夫的命令，于是，又派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随同。在制止肃反，挽救刘志丹等人的问题上，谁若不听贾拓夫的，中央组织局当时就拿下。当时的中央长征队伍里，真正了解刘志丹，并且，因深厚革命情谊想挽救刘志丹的只有陕北人贾拓夫和张德生，特别是贾拓夫的个人感情更深。就是中央当即下令，也是委派贾拓夫代表中央去下寺湾核实后，贾拓夫下令执行。后来，中央到了下寺湾，还又听取了肃反人员们的汇报，并做了详细调查。李维汉说他跟贾拓夫率领先遣队到了下寺湾，得到证实后，向中央汇报，中央才下的令。无论中央是先下令，还是后下令，中央委派贾拓夫代表中央制止了肃反，贾拓夫下令刀下留人，挽救了即将被活埋的刘志丹等人的生命是千真万确的。

当时的中央只有一种选择能生存，就是落脚陕北。也只有唯一合适的引路人的人选，就是贾拓夫。若陕北救了中央，长征就是胜利的战略转移。若陕北不救中央，长征就是失败的大逃亡。，因此毛主席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而陕北救中央的前提是中央救陕北的领导人们，只有贾拓夫能胜任“引路人”。

因此，实情确实是中央派贾拓夫代表中央挽救了刘志丹等人的生命。刘志丹等人感激救命之恩，并以大局为重，动员

陕北军民拥护党中央，说服他们原谅肃反人员和25军。党中央成功落脚陕北，提前结束了长征。第一中央机构绝处逢生，起死回生。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全中国，包括陕北。

说中央救陕北是因为中央正确的用人。若当时中央换一个不了解刘志丹等人，不熟悉陕北情况，与刘志丹等人没有深厚的个人感情，没有同在李子洲名下为学生，没有红石峡会议，没有阻止26军南下等深厚的革命友谊，与郭洪涛，程子华等人又不认识。那么，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就会听信肃反人员的一面之词，而握蛇骑虎，进退维谷的肃反人员和25军害怕揭穿肃反阴谋，刘志丹等人出来后报复，就会借“钦差”之手，先斩后奏。陕北军民就会发动报复性战争。就算是不杀刘志丹，陕北领导人和军民们对外来的不认识的人员的信任度，远远不如贾拓夫，贾拓夫决不会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贾拓夫从西安出发，去找中央汇报，就是为了请示挽救陕西革命，挽救西北革命，挽救刘志丹，挽救红26军，挽救陕北。相当于，他把整个中央的全部机构组织大搬家式的引路来救陕北。反而救了中央。

陕北领导们见到贾拓夫，奔走相告说：红光回来了，咱们有救了，陕北有救了。没有人说中央来了，张闻天总书记来了，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来了，他们都来了，咱们有救了，陕北有救了。那时的陕北，绝大部分人根本就不知道毛主席和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领导人。连刘志丹也没见过毛主席和张闻天等人。陕北军民们更不知道当时的中央各位领导的具体负责分工。

中央挽救陕北领导人刘志丹等人，具体落实给一个执行人，就是贾拓夫。贾拓夫很了解刘志丹等领导人们的伟大革命精神，也知道陕北红军的诞生，艰难的成长和流血牺牲壮大。并早就与刘志丹等领导人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的个人感情。这也是中央选用贾拓夫的主要和重要原因。

再根据当时中央刚到陕北下寺湾时，还曾误以为陕北肃反是正确的。来判断，挽救刘志丹等人的生命，完全是贾拓夫所为，只因贾拓夫受中央派遣，代表了中央。被关押的陕北老同志们后来都说，中央要是再迟来几天，他们就会被活埋了，就没命了，实际上，指的就是如果代表中央的贾拓夫，再迟来几天的话，他们就被活埋了。

无论说成中央救陕北，还是说成陕北救中央。贾拓夫把救人的和被救的人引路走到一块。从而挽救了中央和陕北领导人们的生命的“引路人”的功劳是无比巨大的，毫不亚于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腊子口的“云贵川”，而且，贾拓夫的引路落脚，也正是他们所有人努力奋斗战斗，流血牺牲的最终目的。

如果，一定要用中央救了陕北，来表述定论中央长征落脚陕北谁救谁的历史事件。那么，完整准确的说法只能是中央委派贾拓夫代表中央。贾拓夫及时制止了肃反，挽救了陕北领导人刘志丹等人的生命，从而挽救了陕北。

 

注解：①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370 ②《郭洪涛回忆录》77,78，结合网上资料。

 

  陕西省榆林市供电公司      赵富华     

 2023年2月9日